Release time：2023-04-23
Author：Weimin L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自1956年DARTMOUTH会议上提出，不到百年的时间，各种不同认知实属正常。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美国OpenAI研发的聊天机器人，是一个原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专注于可用性和对话，自2022年11月30日发布以来，引发全世界范围再一次关注AI的热潮。
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每一位个体沉浸在互联网的便捷中，也被网络深深绑架，不能放弃、无法排斥，我们只能适应和迎合。人工智能存在的第一位因素是海量数据，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喂料，大数据是由个人信息、企业数据所组成，数据的生成、保存、使用、流传必然涉及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早在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之时，对消费领域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规范的要求，经营者采集个人信息要以合法、公开、必要为原则。2017年《民法总则》在第110条“隐私”之外第111条规定了“个人信息”，2020年《民法典》第110条、第111条全盘接受该立法模式。再一次引发诸多问题的思考，个人信息的性质，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的大讨论，多数民法专家认为个人信息是人身权的客体，也有部分专家认为个人信息属于财产权的客体，少部分专家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权的客体，个人信息权属于新型民事权利。我在2018年《东方法学》第3期“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正确定性”一文中，提出人工智能不再是“物”，或者不再是“一般的物”，而是像人一样思考、理性采取行动的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是类人的一种新“物种”，我也大胆地认为，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民事主体是迟早的事情，只是立法技术问题。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生成物）频现我们的生活之中，法律不能视而不见，当人工智能智力成果与人的智力成果无法区分之时，智力成果是机器所完成，还是人所完成，还是人机一体共同所完成，成为难以定论的难题。判断作品的要件是独创性，而非其他条件，独创性强调的是“独立完成”，而不是强调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延伸。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和人创作的智力成果，差异已经很小，甚至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人所创造智力成果的价值，法律再行区分保护已经非常不经济、甚至无能为力，法律不保护人工智能智力成果也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ChatGPT能与人对话，根据人的指令和要求，创作出智力成果。马上有部分学术期刊发出声明，拒绝刊登ChatGPT创作的论文。律师、教师等职业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造成大量失业的声音不绝于耳。有数据输入和传输，必然有数据的泄露和泄密的问题，ChatGPT出现了泄露个人信息和企业商业秘密的问题。随即一阵反对ChatGPT发展的歪风刮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联合更多的企业家，向社会发出呼吁，应当暂停推进AI等类似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意大利、德国、法国、爱尔兰等8国相继明确表态，应当对AI的发展予以严格监管。
我多年来坚持的观点认为，AI的发展是互联网高速发展阶段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人类是AI的发明者，也是AI造福人类的受益者。法人在民法领域作为无生命的组织成为民事主体，讨论了近百年才被法律正式确立，法人像人一样能参与诉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必要时候还能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人工智能成为民事主体也会经历同样的争论和讨论，我一再相信，我们像对待法人制度一样来对待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地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能参与诉讼，能独立或者与人一起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人工智能成为新的民事主体没有理论障碍，古罗马时代早就发端“法律拟制”技术，人工智能本来已经不是物，把人工智能作当做人对待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拟制。但是在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创作作品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因此人工智能智力成果或者生成物绝对不可能是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部分朋友似乎沉浸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理论里不愿醒来，认为只有自然人才能创作作品，他们选择性遗忘，早在1990年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法人可以视为作者”，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我国早就可以是作品的作者、作品的著作权人。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产业永远是超前的，关于新领域、特别是关于科技领域的法律、包括监管政策，一定让产业先行，一定让子弹飞一会，不宜过早采用严格限制的监管政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23年4月11日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是国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的第一份规范文件。这次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史上革命性的举措，我国并没有像意大利等国，严格限制AI发展，过高估计AI对社会的危害，我国采取了表面严格监管，其实是鼓励AI产业发展的监管措施。
总体有以下一些亮点，值得分享。
《办法》第二条第一次提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概念并且进行定义。该条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虽然该定义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新技术”，但是已经确立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诸如文本、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价值和地位，这些内容当达到著作权法独创性的标准，则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明确确立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地位，不再是“无名”的存在。这是充分尊重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的体现，也是充分重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价值的体现，也为下一步规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办法》第一条确立了AI监管的上位法依据，我国是依法监管，而不是轻率而为之。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开发利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保证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从严保护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对数据的开发、管理、利用、流转，本着合法、公开、合理、诚信、必要等原则，国家鼓励对数据的开发利用。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我国坚持在保障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大力发展。
《办法》第二条，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
该条确立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监管的域内和域外效力。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常常跨越国境进行，只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人工智能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不管提供者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统统适用本《办法》。
《办法》第三条，国家支持人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推广应用、国际合作，鼓励优先采用安全可信的软件、工具、计算和数据资源。
该条再一次明确，国家鼓励大数据产业发展，鼓励和支持算法推荐、工具、模型等新技术在AI领域适用，认可其合法地位。
《办法》第四条，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符合以下要求：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可能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内容。
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出现种族、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等歧视。
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不公平竞争。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
尊重他人合法利益，防止伤害他人身心健康，损害肖像权、名誉权和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人信息和隐私、商业秘密。
《办法》第五条，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和文本、图像、声音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以下称“提供者”），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支持他人自行生成文本、图像、声音等，承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涉及个人信息的，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办法》第七条，提供者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负责。
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训练、优化训练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含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
数据包含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能够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多样性；
国家网信部门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其他监管要求。
《办法》第九条，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办法》第十一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用户的输入信息和使用记录承担保护义务。不得非法留存能够推断出用户身份的输入信息，不得根据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情况进行画像，不得向他人提供用户输入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办法》第十二条，提供者不得根据用户的种族、国别、性别等进行带有歧视性的内容生成。
《办法》第十三条，提供者应当建立用户投诉接收处理机制，及时处置个人关于更正、删除、屏蔽其个人信息的请求；发现、知悉生成的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者不符合本办法要求时，应当采取措施，停止生成，防止危害持续。
《办法》第十四条，提供者应当在生命周期内，提供安全、稳健、持续的服务，保障用户正常使用。
《办法》第十九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商业道德、社会公德行为时，包括从事网络炒作、恶意发帖跟评、制造垃圾邮件、编写恶意软件，实施不正当的商业营销等，应当暂停或者终止服务。
《办法》第二十条，提供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以上条款只是强调，就是《办法》没有规定，也可以依据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予以规制，任何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数据采集、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研发、利用、提供服务等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等关于诚实守信、合法、公平公正等原则，不得从事违法、侵权、犯罪等行为，否则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办法》第八条，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研制中采用人工标注时，提供者应当制定符合本办法要求，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标注规则，对标注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抽样核验标注内容的正确性。
《办法》第十条，提供者应当明确并公开其服务的适用人群、场合、用途，采取适当措施防范用户过分依赖或沉迷生成内容。
《办法》第十五条，对于运行中发现、用户举报的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生成内容，除采取内容过滤等措施外，应在3个月内通过模型优化训练等方式防止再次生成。
《办法》第十六条，提供者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对生成的图片、视频等内容进行标识。
《办法》第十七条，提供者应当根据国家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可以影响用户信任、选择的必要信息，包括预训练和优化训练数据的来源、规模、类型、质量等描述，人工标注规则，人工标注数据的规模和类型，基础算法和技术体系等。
人工智能毕竟属于新的事物，发展中必然存在信息泄露、侵犯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行为发生，对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服务等作以标识和区分，在产业发展的早期确实有一定的必要，也能减少部分人对人工智能带来变化的不可预测性的担忧。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中，人工识别技术又会是一段时期中，监管常用的手段之一。
总之，该《办法》总体精神是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同时对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研究、利用等相关行为的合法性，不得违法和侵权等进行了强调，同时还提出符合人工智能早期发展的特殊的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相信能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