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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博代理古籍知产案件 法院召集专家研讨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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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博代理古籍知产案件
解疑难,
法院召集专家研讨案情
 

日前,何某等六名原告将吉林某出版社和主编韩某告上朝阳法院,认为对方的《全元赋校注》大部分复制和抄袭了他们点校总集《全元文》,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近20万。在该案中,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韩某的委托,指派张艺凡律师、唐一力博士参加该案的诉讼活动。法院对该案多次开庭,伟博律所内部也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该案件中的专业问题。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教授认为:该案具有特殊性,之前的《全元文》是职务作品还是合作作品?如果点校享有著作权,著作权的主体是谁?本案的原告是否是适格原告?《全元赋校注》是否抄袭了《全元文》的点校?这些问题都非常专业,对案件定性也非常重要,值得认真研究。
 
古籍点校行为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劳动,能否产生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如果认定古籍点校成果是作品,与表达有限规则、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有无冲突?古籍整理成果的司法保护路径选择,是根据著作权法保护,还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如何平衡文化传播与智力成果保护的关系?由于本案所涉问题十分特殊、专业程度很高、在相关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2019年8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邀请来自法学界、古籍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召开“涉古籍类知识产权案件”专家研讨会,探讨该案的争议焦点及古籍类知产案件相关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明德,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许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琛,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迁,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马建农,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中华书局法务部主任宋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秦元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杨德嘉等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该案中,原告作品《全元文》系元代古文点校总集,共61册,约3千万字,汇集近3000位元代学者的散文,经搜集、校勘、点校、编纂而成。被告作品《全元赋校注》系由被告韩某主编、被告吉林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发行,全面整理与研究元代赋文的总集,共10卷,约400万字。原告系《全元文》部分赋文的点校者,原告认为《全元赋校注》抄袭了其在《全元文》中点校的163篇赋文、创作的49篇小传以及73条校勘记,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近20万损失。法院多次开庭审理该案,双方围绕古籍整理能否构成作品、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归属、保护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专家学者们在本次专家研讨会上也围绕该案的上述焦点问题发表专业意见。
 
古籍整理能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原告认为,其点校的元赋、撰写的人物小传、创作的校勘记均具有较高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其中所点校的元赋构成《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演绎作品。
 
被告认为,古籍整理是在保持古籍原貌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标准化整理方法,力求还原古人原意,古籍整理的创作空间十分有限,不满足作品“独创性”构成要件,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更何况,《全元赋校注》在元赋的古文底本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校勘、标点与注释等独创性创作,并非抄袭、剽窃《全元文》,不构成侵权。
 
在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古籍点校成果的可版权性问题观点不统一,部分学者认为,古籍点校是一种智力创造成果,凝聚了古籍点校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李明德教授、王迁教授等专家学者认为,古籍点校的目的在于还原事实,不应掺杂自己对原文的“创作”,单纯的点校难以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古籍整理成果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如果古籍整理构成作品,那么著作权归属于谁?
 
原告提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原告系在《全元文》上署名的点校者,为《全元文》的作者,享有《全元文》的著作权。
 
被告认为,古籍整理具有特殊性,无论是底本搜集、汇编,还是对古文的点校、辑佚等,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个人难以凭借一己之力独立完成,通常依托大学、科研机构等组织开展。在该案中,《全元文》系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批准立项并全额资助70万元创作完成的,古委会参与《全元文》的立意、凡例、编委会的建立、主持者的确定等环节;同时,《全元文》是古委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以下简称“古籍研究所”)进行创作的,古籍研究所又将《全元文》的编纂及点校作为工作任务下发给所内享有正式编制的教师,因此,根据《高等院校古籍人才培养及整理研究基金使用办法》第二十条以及《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古委会和古籍研究所均可能成为《全元文》的著作权人,原告由于不享有《全元文》的著作权,属于主体不适格。
 
如何处理保护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与传承、弘扬传统文化间的关系?
 
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教授在《古籍整理作品是有版权的》一文中,虽然认可古籍整理的可版权性,但是提出作为演绎作品,古籍整理作品只能保护其独有的、对原作品的再创作的表达方式,而无权禁止他人对原作品再行“演绎”;换言之,基于古籍整理的特殊性及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是有限的,古籍整理作品无法基于搜集、汇编、点校、辑佚等整理工作而禁止他人对古文的使用。否则,如果对古籍整理作品过度保护,将会从根本上妨碍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违背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的中央指示精神。
 
目前,对古籍类知产案件存在诸多争议,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存在很多探讨和研究的空间。该案意义重大,不仅定分止争、解决原被告双方的矛盾,而且将推动整个古籍类知产案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审判。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接受代理后,召开多次案件讨论会,反复研究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新型、疑难问题,以期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