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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禁赛裁决能否逆转?

2020年2月28日,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公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的裁决结果:孙杨被禁赛8年,决定即日起生效,他此前的成绩依旧有效。此次结果并非最终结果,双方可继续上诉至瑞士联邦法院。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就该决定作出三点解释:
 
1. 检测人员未违规;
2. 孙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砸碎样本容器是合理的;
3.不应由运动员一人来决定测试无效、样本容器应被砸毁。
 
之后,国际泳联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已经获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关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起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一案的判决,称将执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孙杨禁赛8年的裁决。
 
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做出的裁决,孙杨本人和其代理律师表达了震惊,坚信自身清白,对样本采集人员的资质、采集流程以及判罚尺度提出质疑,并在声明中称将依照法律程序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2018年9月4日,孙杨接受兴奋剂检测机构“飞检”时,因检测官资质问题,双方发生矛盾,孙杨一方打破了装着血样瓶的箱子。此后,国际泳联召开听证会并作出裁决,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诉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019年11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召开听证会。
 

对此,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主任李伟民博士表示,国际体育仲裁庭对孙杨做出了禁赛8年的这样一个仲裁裁决,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是孙杨的母亲发出的对律师方面的一些言论是不当的。律师的执业水平和能力问题,会因为不同的律师和经历,有所不同,但是不属于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调整和评价的范围。因为从本案的整个进展过程来看,律师是遵守了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是非常尽力的参与整个活动,来帮助孙杨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李伟民主任也表示,作为如此重大影响的案件,孙杨这方的代理人还是显得非常单薄。
 
关于孙杨之后的救济途径,李伟民主任表示,孙杨可以依据瑞士法律的相关规范,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比如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仲裁庭的组成问题、仲裁过程的程序问题等,但是本案要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但是本案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李伟民主任首先表示,孙杨并不是因为是否服用兴奋剂的问题,而是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委托相关调查公司,在对他进行血液和尿液检测过程当中,由于个人的一些对规则和程序的认知错误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这是非常痛心的。李伟民主任强调,运动员首先应该遵守体育竞技比赛和兴奋剂检测当中的法律规则,如果对结果和过程有异议,可以事后通过正当途径申诉。
 
关于“飞检”程序合法性方面,李伟民主任表示,孙杨在后面的撤销程序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第一,要考虑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委托的检测公司进行检测的授权是否连续?第二,授权的相关文件是否得到相关机关的认可?比如公证和认证。第三,进行检测的相关人员是否具有相应资质。第四,在进行检测的时候是否表明身份,是否出示相关手续和文件。第五,检测的时间、地点是否合适。第六,是否邀请第三方在场进行监督。第七,是否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是程序上的问题,但如果说这些问题在后续程序当中搞清楚的话,胜诉还是完全有希望的。
 
李伟民主任还表示,孙杨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受害者。孙杨一开始是配合检查的,但是接到有关部门的要求后,拒绝检测人员带走样品,并且砸毁样品。这里需要反思的是:第一,相关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或者行业管理是否合理。第二,相关部门的管理者是否要为此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第三,相关部门在仲裁过程当中是否要替孙杨开脱。第四,仲裁庭也要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因孙杨本人主观意愿而给孙杨禁赛8年的裁决是否适当。
 
李伟民主任还表示,孙杨在本案的举证环节犯了以下错误:第一,关于举证责任问题,孙杨作为被检测者,不需要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检测违反法定程序,这里的举证责任应该是在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由它是来证明检测程序合法。第二,孙杨和其提供的证人在本案当中做出前后不一致的证言,反而给国际仲裁庭留下了不诚信的印象。并且孙杨提供的证人基本上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削弱了其证言的证明力。
 
最后,李伟民主任还从检测规则本身的瑕疵和检测机构自身原因对此次事件的影响进行了评论,认为孙杨也是存在一些非常无辜的地方。这些情况都应纳入仲裁庭考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