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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环境下,复制行为有新解

2019年4月13日-14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原工学院、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的“2019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官员、专家学者、法官、企业界、律师界、出版界的知识产权实务工作者千余人莅临大会,为应对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挑战献策,为构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谋划。

 
2019年4月13日下午,2019知识产权南湖论坛的“广播影视行业版权与法律前沿问题”分论坛于郑州喜来登大酒店三楼中原大宴会厅举行。分论坛由中央电视台版权和法律事务室副主任严波主持。国内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精英云集,共同探讨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旨在促进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助力我国广播影视产业的改革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伟民律师应邀出席会议,他以“融媒体环境下多形式使用音乐的版权问题——以复制问题为例”为主题,在“融媒体环境下音乐作品在视频节目制作与传播中的多形式使用与版权侵权问题探讨”会议议程环节中发言。
 
李伟民主任的发言以探讨《著作权法》立法目的为起手,指出《著作权法》应关注科学技术和市场发展变化,提出在现阶段运用法律解释对著作权法律制度适用提供方法,并建议突破性地思考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构建。
 
融媒体环境下多形式使用音乐的版权问题
——以复制问题为例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各位领导、老师、朋友。今天我的发言主题是《融媒体环境下多形式使用音乐的版权问题——以复制问题为例》。
 
一、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看利益平衡
 
讨论法律制度的问题,不能忽略最根本的立法目的。同各国的版权法相似,我国《著作权法》立法目的包括:一是激励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创新,二是让更多人获得学习的机会。我国《著作权法》通过设立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来体现“让更多人获得学习的机会”,目的是在赋予著作权人垄断权同时,对著作权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正是考虑到著作权人的创作作品都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依靠前人的智慧发展而来的。然而目前社会实践中似乎著作权保护的天平更倾向于保护大企业的经济利益。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在融媒体环境下,如何保障“让更多人获得学习的机会”呢?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或者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这种付费是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经验,而不是根据市场的经验来确定的。近期著作权领域热烈讨论的“视觉中国”热点事件正好契合此次主题。当企业通过大量囤积著作权作品进行商业化运作,该企业的权利基础和维权过程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商标法》通过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对大量囤积、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进行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该如何体现?诸多问题有必要讨论。
 
在互联网环境下,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对作品进行加密处理,使复制有次数限制,并且有踪迹可循,使得对作品的合理使用空间越来越小。对作品在互联网上的复制和传播是何种行为?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应当获得授权许可后方可使用。但这里必须考虑著作权的权利边界问题,探讨如何对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本人认为,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依据法定许可制度,对特定作品进行使用而不需要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这里的付费标准可以参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经验,以一个谈判获得的长期价格付费,而不是作为一个商业行为来对待。
 
二、关注科学技术和市场发展变化
 
传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产生于“复印机时代”。业界现已基本达成共识,如今的传播权应当延及互联网领域。互联网环境技术下,应当重新考虑复制行为是否必然落入复制权保护的范畴。复制行为是否等于复制权?署名行为是否等于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等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答案应当是:不一定。
 
视听作品的片尾对后勤保障人员予以署名,并不等于后勤保障人员对作品享有著作权,可能是基于一种行业惯例对其工作的尊重。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后者在我国《著作权法》框架下仅指交互型传播,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其实包括交互与非交互型传播。同样,复制行为也不必然指向复制权。
 
有学者指出,应当以法律行为来定义和解释各种权利,而不是用技术来定义法律行为。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类型、权利类型的规定列举越来越详尽,但在实务操作中,律师甚至法官仍难免无所适从,这可能正是法律适用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到技术和社会发展对法律制度产生的新影响。如果仍以传统环境下的法律观念来进行法律解释,难免有失偏颇。技术仅仅是作品传播、作品再现的工具和载体,不必然要对每一项新技术都设置新的权利类型或作品类型来予以保护。任何一个新权利的产生需要长时间论证。例如,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也未必能直接出现“人工智能权”概念。隐私权在我国也是讨论几十年才直接体现在《侵权责任法》中。因此,一个新权利的产生并不容易,《著作权法》应当关注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技术变化导致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必然涉及复制行为,但是该复制行为不同于传统著作权法规定的“复制权”。
 
三、运用法律解释提供适应方法
 
在原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对著作权法律制度的适用提供更适应技术和市场发展变化的方法。法律解释使得法律具有生命力,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作品的创作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身份变得多样化,既可能是传播者,也可能成为著作权人。片面孤立地看待“复制”,会把互联网传播中存在的再现行为统统归为“复制行为”。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涵盖“复制行为”。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互联网市场的重要需求,因此可以考虑将互联网下的“复制行为”等行为合并进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作出新的解释,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在未来涵盖其他权利。反之,若互联网传播中的“复制行为”仍需单独获得复制权的授权,则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互联网环境下将难以保障。因此需要在实践中通过解释来对“复制”与“复制权”作出界定。同时,为保障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制度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实现,作品权利人应当负有一定的义务来开放其数据库,在保障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同时,允许公众对作品进行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使用。
 
四、突破性地思考制度构建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界和实务界可以更具突破性地思考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比如,发行权与互联网应如何衔接?互联网环境下邻接权适用空间多大?在融媒体时代,邻接权的主体是否可直接依据著作权获得保护?可否对现有著作权的相关权能进行合并或者删除?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和第十条分别对作品类型和权利类型作了列举性规定,是否可以考虑参照《合同法》第十二条对合同条款的规定,仅规定合同内容的一般条款,不把作品及权利类型限定于法律列举的几种呢?如此,则随着未来新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新问题仍能在现有制度下获得相关保护。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与大家分享、交流,种种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