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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视野下的“视觉中国”版权事件

《著作权法》视野下的“视觉中国”版权事件
 
李伟民
 
一、《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不保护实物本身。

目前,“视觉中国”被共青团发微博喊话,“国旗国徽的版权也是贵公司的?”。至此,“视觉中国”的版权问题讨论进入白热化。其实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考虑《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什么?根据 TRIPs 协定的内容,版权的保护应该延及表述方式,但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
 
由此可见,《著作权法》保护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而不是实物本身。例如,同样的景点,由不同的摄影师或不同的个人拍摄出的照片,这些照片均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摄影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通常由拍摄者享有。可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不同拍摄者对相同景点拍摄的照片,根据拍摄者的技术、视角、采光等不同,拍摄出来的照片画面也不尽相同,照片的著作权由拍摄者享有;第二,即使不同拍摄者对相同景点,拍摄的照片画面相似,但著作权法允许作品雷同,根据拍摄者的独立创作拍摄的照片,构成摄影作品,拍摄者对摄影作品享有著作权,但不等于对拍摄对象享有权利。
 
同理,关于国旗国徽的照片,由于《著作权法》并不保护国旗国徽实物本身,而保护的是独特的视角、采光及拍摄技术,最终展现出来的独创性表达,因此,即使国旗国徽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但是通过不同的拍摄技术、拍摄场景等方式创作出的关于国旗国徽的照片,仍享有著作权。但是关于国旗国徽的图片,当不属于摄影作品时,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
 
二、著作权是具有垄断性的权利,著作权的行使应受到合理限制。
 
著作权保护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的创作具有特殊性,即需要有前人智慧作为基础,创作出的智力成果也需要为后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因此,《著作权法》设立了“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等,目的是防止对权利人的过度保护,防止权利的过度行使限制了公众对作品的学习和研究。著作权的集中管理需要大量的谈判、沟通等环节,应当同时考虑实际创作者的利益及整个社会版权的秩序,版权秩序的根基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作品,适当的收受版权费是合理合法的。
 
有人认为“视觉中国”的经营模式属于“著作权的集中管理”。其实,“视觉中国”的经营模式实质是“版权代理”,并不是“著作权集中管理”。该模式与“著作权集中管理”制度相比,互有优劣。优点是非常灵活和便捷,市场化程度更高,缺点是国家版权监管困难,协商定价机制难以形成,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如果“视觉中国”要从事著作权集中管理,必须履行相关程序,否则企业基于营利的目的经营,就有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版权秩序。将图片维权作为商业运营模式发展,集中海量图片进行许可,必要时候进行大面积维权,这种商业模式会造成一定范围内的垄断,版权使用者适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合理价格”等制度时将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即使“视觉中国”不是“著作权集中管理”,也应该受到版权秩序的规制。
 
“视觉中国”的运营模式中,签约作者是否能获得合理的价格?是否从索赔中真正受益?版权使用者是否有价格协商的权利?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也是考验版权运营者智慧的地方。总之,作品可以作为商品交易,但是她绝对不是普通商品,她要受到版权秩序、甚至公共利益的限制,毕竟著作权具有“前人智慧”的本质特点。
 
三、“视觉中国”的著作权维权是否合理合法?
 
(一)如果“视觉中国”对于图片自己享有著作权或通过著作权人合法授权取得著作权,则对于他人未经授权、未支付报酬而使用图片的行为,可以依法委托律师进行维权,并且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获得相应的赔偿。
 
(二)如果“视觉中国”将公共领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或权利人放弃著作权的图片,在加上自己的水印后,主张享有著作权,并据此进行维权并收取费用,显然缺乏正当的权利基础,明显属于违法行为。
 
四、“视觉中国”在运营中存在的法律风险

“视觉中国”应不断改进运营模式,其作为拥有超多图片内容的平台方,对外通过授权许可收取费用并进行维权诉讼获得巨额赔偿,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而言,平台方对平台中的图片权属应施以更高的审核义务。即使是对已长期签约作者上传的作品,平台也应当核实图片,确认权利人身份,明确著作权归属,“视觉中国”应当加强自身监管力度,避免在运营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如果平台未尽审核义务,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则“视觉中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